苏轼还说：自己写的攻击变法大臣的制词，有时都不敢签名，“臣未敢书名行下”，因为怕被那些人上台以后再抓住把柄，那就麻烦了……
其实司马光大更法令时，苏轼有点担心，他劝告司马光，“宜虑后患”。但司马光不信，只是拱手厉声道：“天若祚宋，必无此事！”但他们其实还是非常担心的，直到章惇、蔡确等人基本被清除干净以后，保守派才松了口气，因为剩下的全是“柔佞之徒，易为处置”。
在司马光和苏轼的领导和促进下，朝廷各流人物形成了几个小党派，各派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互相攻击排挤，形成恶性党争。北宋的命脉，终于被这些君子给折腾得差不多了。
晚明王夫之在《宋论》中，曾对包括苏轼在内的“元祐诸公”有过精辟论述。这些君子天天说的话虽然多，但几乎没有谁能够“超出于纷纭争论之外”者，“皆与王安石已死之灰争是非”。内政方面，大家讲废话有瘾，做实事无能，“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而对于外敌，则更是“不闻择一将以捍其侵陵”，“不闻建一谋以杜其欺侮”。只知大力排挤打击变法派，“而夜以继日，如追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