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城市本身并不一定是企业总部的主要场所(尤其是在拥有强大通信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国家),尽管仍有许多，特别是银行和其他金融公司的总部。相反，它们是跨国公司所需(往往同时)提供一系列专业服务的公司集中的地方。现在，这些服务构成了全球城市的“经济支柱”或基础。换言之，“全球城市制造的‘东西’是高度专业化的服务和金融产品”(萨森，5页)。这种专业公司和它们雇佣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的集中化产生了显著的协同效应。“在一个城市里，”萨森说，“就相当于在一个极度密集的信息循环中……作为其增值功能之一，它具有信息、专业知识和人才不可预见和未计划的信息混合的事实，可以产生更高的信息秩序……在这方面，全球城市是我们时代领先信息产业的生产场所。”(xx)因此，对于这些不断增长的服务业来说，它们是创新开发和消费的沃土，例如，对于上海的微软
经济基础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已经深刻地影响了纽约和伦敦等城市的收入分配。美国和英国在战后工业城市中往往工会化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培养了大量中产阶级，而全球城市中的服务业就业岗位则促进了经济的两极分化。在收入范围的一端是高薪的服务专业人员——律师、会计师和财务经理、营销和广告专家、顾问和计算机程序员。在相反的一段是文职人员、出租车司机、服务员和公车司机、送货员、商店职员、清洁工、保健和儿童保育员，他们中的许多人以最低工资水平或接近(低于或略高于)最低工资水平工作，他们为高薪专业人员服务，同时还有其他低工资、非工会化的生产计件工人。萨森指出，尽管承认全球城市的低收入工人比例往往低于其他城市，但是，“这一结果仍然可能与全球城市内部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相吻合”(249页)。中间部分正在缩小，而且越来越失去基础。“纽约是美国收入不平等最严重的地区，”萨森指出，这种不平等有一种继续加剧的趋势，“证据表明，自1980年以来，前五分之一家庭平均收入增长了18%,而其余五分之四的平均收入实际上下降了，中间五分之一的家庭下降了12%,最低五分之一的下降了13%。”(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