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考虑一下,一个人怎样才算是明智的——有一种人,当他面临道德难题时,我们可以为寻求建议而自然地求助于他。“明智的”明显是一个评价性语词;经过考虑,我们不能称一个人是明智的,除非我们赞同他给我们的道德建议的内容——我们看了践行它的结果后,或者不理会它。但对一个人来说,是什么导致我们认为事后应能够说,它的建议是明智的?如果我正在寻找一种在这种处境下的建议,我首先会找一个亲身经历过道德难题的人,他的难题与我的那种难题相类似。但这还不够,因为他对这些情形思考的性质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我也会找一个人,我能确信他面对道德问题(他自己的或我的)时,会把它们当作道德原则问题来对待,而不是当作诸如自私的权宜之计一类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会期望他对自己的行为追问:在这种情形下,我应使自己受什么行为约束,在使自己受它约束方面,意识到我也是在(因为这是一个可普遍化的判断)给在类似情形下做同样事情的任何人开处方——简言之,我立意要使什么成为一项普遍法则(第五章第六节,第六章第二节)。如果我能找到一个人,我知道他曾面对困难的选择,而且同时我可以期望他有勇气向困难的选择发问(用萨特的话说,不使自己逃避可普遍化的痛苦[9]),那么,他就是那个我可以高兴地向其寻求道德建议的人,如果他的道德建议是我想要的道德建议的话。我不希望他迅速地给出某一简单的规则;无疑,他会发现,用言词来使任何普遍的主张公式化,以涵盖整件事是极其困难的。但我应确信,他会考虑特殊情形并同情地考虑所有细节,在此之后,力图发现一个我可以使自己受到约束的解决方法,不仅仅是对于我自己,而且是对于萨特所重新表述的那样,是“人类整体”。[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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