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之，托洛茨基是个远离中国的外国人，对他所说的观点，我们还是要慎重对待。”他呷了口茶，又说：
“这样吧，这些材料我带回去仔细看看。”
“也好，隔日我再把尹宽他们叫来，大家讨论讨论。”
陈独秀深深地被托氏的文章打动了，似乎胃病顿时也消失了，像注入了兴奋剂，精神为之一振。他回到家中，又认真地细读起来，不时地用红笔划上杠杠或圈儿。托洛茨基说：
“无论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党不能加入别的阶级的政党与别的阶级混合组织”；“中国共产党委员会要求党从国民党中退出来，并通过它的左派和这个组织联合，证明是无比正确的提案”；“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取消在组织上、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依赖”；“过去五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
尹宽、彭述之、汪泽楷、郑超麟等，看了托氏的文章后，也产生了极大兴趣，从事实到文件，从理论又回到他们亲身经历和思考过的实践，他们很快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了。于是，他们和陈独秀常常在彭述之、汪泽楷家进行辩论，在辩论中，陈独秀还有些家长制的味道，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提出不同意见，与彭述之等人热烈辩论；然而，下次辩论时，却放弃了上次的不同意见。又提出进一步的不同意见；他们进一步说服他，他没接受，可是再来一次时，他再进一步提出新的不同意见。这样，一步一步深入，但还有个别问题，如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性质及新政权性质问题，他们没能说服陈独秀。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在这个辩论过程中，陈独秀不仅口头说，有时还写书面意见或文章，阐明这些观点给尹宽他们看，大概有七八篇。